国桥文章 | 谈谈认罪认罚案件的量刑协商问题

谈谈认罪认罚案件的量刑协商问题

          宋立峰律师

认罪认罚案件中，刑事辩护的重心前移在业内已经达成共识，其中的量刑协商是控辩双方极为关注的环节，如何有效协商也是实务中的难题，而协商的结果又直接关乎案件的最终走向，今天笔者就结合刚办理的几起案件谈谈量刑协商的有关问题。

一、量刑协商问题的中外视野比对。

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借鉴的是西方的诉辩交易制度，但中外国情不同，西方的诉辩交易制度中，检察官的裁量余地较大，很多检察官也是律师出身或者由律师受聘担任，控辩双方基本可以平等协商，双方的协商范围及裁量余地均与我国存在较大差距。

在我国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设计中，认罪认罚的量刑协商范围，如果没有其他减轻处罚情节，基本限缩在了从轻幅度内，本身双方协商的裁量余地就很有限，实务中对被告人的激励作用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。当前刑诉法的修法是法学界的一大热点话题，笔者还提过这方面的修法建议，建议在双方的量刑协商范围内有所突破与修改，详见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改革建议》一文，该建议已经通过不同方式向有关部门提交，希望将来被修法采纳。

二、在修法采纳上述建议之前，还是要立足我国国情，谈几点实务中开展量刑协商工作的注意要点。

1、从协商的形式看，要注重口头表达与书面表达的结合。

量刑协商的主体是检察官与辩护人，实务中出现过检察官直接通知辩护人，拟定的量刑建议是多少，并告知如不同意将来量刑可能更重。我们认为这是标准的通知，并非双方的协商。经过大家的广泛呼吁，有关部门注意到了这个问题，最高人民检察院2021年12月2日发布了《人民检察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听取意见同步录音录像规定》2022年3月1日实施。该规定从制度层面约束了双方协商的过程，至少要有一次的录音录像，确保量刑协商的平等性与自愿性。

上述规定施行后，控辩双方协商的过程较以前更趋理性。但实务中又出现了新问题，很多检查官以工作繁忙为由，要求律师先提交书面文件，最后基本确定了量刑建议后再录一次像，好符合程序规定。笔者认为，书面意见确实有其优势，比如全面性与严谨性，但是书面沟通同时存在一定的弊端，比如律师在书面意见中的观点，检察官是否同意，有何顾虑或者相反意见，这些在书面沟通中就很难掌握。所以，即便检察官工作繁忙，还是建议双方约好时间，尽量在书面意见的基础上至少要有一两次的当面沟通。

笔者刚办结一起审查起诉阶段的认罪认罚案件，该案中律师第一次阅卷后，先约见检察官当面沟通，并提交了律师的书面意见。后面结合补充侦查的证据分别递交了三次补充律师意见，针对检察官关注的问题，专门两次约见检察官，补充提交了相关规定及实务中的类似权威案例，这种当面沟通加书面意见的协商方式，取得很好的沟通效果，最终做出了一个双方均能接受的量刑建议。

这里有同行可能会提，实务中约见检察官很难，这确实是个比较棘手的问题。笔者有一次为了约见检察官，在检察院大厅里足足等了一天（中间饿的都出现了低血糖的症状），后来主办人看律师意志坚决，终于在下午同律师见面，后面沟通的效果还算不错。做事情，不要总讲困难，不为失败找理由，只为成功找方法，权利从来都是争取来的。

2、量刑协商的关键，是双方的妥协。

刚才已经论述，目前认罪认罚的量刑，在没有其余减轻处罚情节的前提下，量刑协商的范围仅在从轻的幅度内，最高检近年来还一直倡导精准量刑建议，辩方如果只有认罪态度好、初犯、偶犯等情节，检察官考虑的从轻幅度是受到严格限制的，量刑协商的结果估计很难达到预期。

就像商业谈判，对方之所以愿意妥协，是因为你手中握有对方比较看重的底牌。举一个实例，本人在一起认罪认罚案件中，通过详细阅卷，认为在案证据中虽然有一些辅助性的间接证据，但是缺少定罪的直接证据，核心事项的定罪高度依赖当事人的言辞证据。客观的说，这些辩点其实属于定罪事项，属于定性问题。但是给当事人解释清楚利弊后，当事人自愿认罪认罚。律师尊重当事人的意见，将案件的定性问题与承办人沟通，承办人虽然有不同意见，但也意识到案件的关键证据薄弱，将来有指控不成立的公诉风险，所以愿意在量刑问题上做出适当的让步，这就为量刑协商的成功打下了很好的基础。

3、量刑协商的关键，是控辩双方都属于专业人士，两者缺一不可。

从检察官的角度，实务中检察官承办的案件都比较多，实务经验丰富，有时存在不愿意听或者听不进去律师意见的个别现象。实务中如果辩护人都是认罪态度好、初犯、偶犯等传统的辩护要点，确实很难引起检察官的重视。

所以，我们辩护人要多从自身找原因，学习检察官精准量刑的方法，找出我们的量刑计算方式。比如基准刑是多少，加重情节与从轻减轻情节分别是哪些，正向相加，负向相减，得出我们认为合理的量刑建议。再针对检察官关注的要点，辅助提交一些指导案例、当地的案例，相关的法律法规、司法解释，最高院权威法官的著述等资料，最起码能够与检察官同频，才有可能取得检察官的尊重，进而达成协商一致的可能。

4、做好角色分工，妥善解决有关分歧。

比如在一起认罪认罚案件中，量刑协商基本已经确定，检察官提出，律师也需要在相关书面意见中明确认可指控的事项，不能有异议。笔者提出，认罪认罚的核心是当事人对指控的事项，自愿接受处罚，律师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见证当事人认罪认罚的合法性及自愿性。至于律师对案件的认识与看法，不在认罪认罚具结文书的表述范围之内，律师的角色是见证而非当事人。后经双方反复交涉，达成了律师在文书中明确尊重当事人自愿认罪认罚的结果。事情基本妥善解决。

再举一个例子，笔者承办的一起案件中，检察官提出要在具结书中添加一段文字，核心意思是，认罪认罚后如果当事人以量刑过重为由上诉，检察院可能要提起抗诉。对此律师表达了不同意见，核心意思是要区分不同情况，保障当事人的上诉权，具体可参见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改革建议》一文的详细论述。对此问题双方虽然暂时没有达成一致，相信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检察官也能日趋理性，不能以乱抗诉对乱上诉，公权力的行使既要保证合法性，也要注意合理性，相信此类共性问题以后能够逐步解决。

结语：认罪认罚案件的量刑协商，是办理此类案件的关键与核心，律师服务没有最好，只有更好。希望大家都能总结实务经验，广泛交流，共同研究提高律师执业技能的核心事项，更好的为当事人服务，精益求精，永无止境。